【好文阅读】一流学科建设的文化困境及其突破

摘要:一流学科建设离不开一流的学科文化，一流的学科文化是一流学科建设的核心和灵魂。然而，在一流学科建设实践中，我们过于重视学科硬环境的建设而忽略学科软实力的提升，导致学科建设呈现出学科精神的遮蔽化、学科门类的隔阂化、学科组织的科层化、学科评价的表浅化等文化困境。究其原因在于市场功利的冲击、管理主义的盛行、行政本位的固化、学科文化的差异等。破解一流学科建设的文化困境，需培育学科精神文化、完善学科制度环境、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健全学科评价体系。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文化困境;突破  

作者简介:  

范玉鹏(1989-), 男, 河南新乡人,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余小波(1961-), 男, 湖南安乡人,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5年1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要“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也指出，要“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当前，一流学科建设已经落地实施，各高校也均把一流学科建设作为各项事业发展的龙头来抓，做出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然而，这些实践和探索过多地落脚于学科的“硬环境”建设，如学科设施、学科经费、学科队伍等，而对学科“软实力”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一流学科建设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偏差。例如，在学科建设中强调打造“强势”学科，随意裁撤弱势学科；强调科研与成果产出，弱化本科人才培养；强调世界大学排行榜指标，忽视高校内涵式发展等。大学是一个以学科为基础、兼具学科多样化的文化组织。“办大学”就是“办学科”。大量实证数据证明，学科水平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学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1]。因此，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如何深刻认识学科建设的文化困境，并化解其冲突和矛盾，已经成为摆在高校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面前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科，而一流的学科必然具备一流的学科文化。然而，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学科精神的遮蔽化、学科门类的隔阂化、学科组织的科层化、学科评价的表浅化等文化困境。

(一) 学科精神的遮蔽化

学科精神是学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约束学科行为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和规范体系的独特气质。学科精神一旦形成，就会不断浸透到学科文化的行为主体和载体中，并以其特有的导向、凝聚、激励、塑造等功能在学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实用主义的功利倾向开始蚕食学科精神，使得学科精神呈现出遮蔽状态。学科精神的遮蔽主要体现在学科组织和学者个体两方面。就学科组织来看，学科设置日益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越是接近市场的学科专业开设的数量越多，反之，离市场越远的学科专业新增的数量越少。“那些与市场联系不太紧密的学科，比如基础研究与学理性质研究、哲学与人文社会艺术思想等领域，所能争取到的资源愈加稀少”[2]；就学者个体来看，学科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发生转变，由传统的学者身份转变为学者与“学术资本家”或“学术创业家”兼具的双重身份。学者做研究考虑更多的是研究的成本和效益，而非发展科学和探索真理。学术生产不再追求知识的公共性、普遍性和非牟利性，其公众情怀和社会批判精神以及社会责任逐渐消失。

学科精神的遮蔽使得学科发展逻辑的功利化日趋明显，一流学科建设愈加受其影响。一方面，学科本身固有的非盈利属性和学术属性正被无限放大的市场化效应所冲击。市场化旨在把学科纳入经济领域，将其作为一种盈利目的产业来运行，强调的是知识的逐利性和工具性，最终导致学科知识蜕变为具有保密性和私有化的产品。另一方面，学术伦理道德规范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从本质上讲，学科的使命是在探索与捍卫真理的基础上来保持或唤醒人类的良知。然而，受外部社会经济资本的左右，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出现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道德问题。利益的驱使使得部分学者冲破了学术道德底线，背离了学科使命，动摇了学科精神的根基。

(二) 学科门类的隔阂化

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是授予学位的学科类别。学科门类主要由哲学、经济学、法学等13个大学科构成，其中每个大学科下设若干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受现行学科专业目录的行政规制和学术利益的影响，学科门类下的各个学科倾向建立学科壁垒、设置学科准入标准来维系既得利益，这直接造成了学科发展的隔阂化。隔阂化主要体现在知识范式和学科疆界两个层面。就知识范式来说，学科门类下的各个学科都具有一套本知识社群赖以遵循的知识范式，这些范式包含公认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以及专业术语体系。当外界有人质疑或批判本学科知识范式的合理性时，学科内部成员就会口诛笔伐进行攻击和批评；就学科疆界来说，一门新的学科一旦诞生，学科门类下的各学科“守门人”就会迅速评估其诞生对本学科学术权力、知识合法性的影响。一旦感受到可能的威胁，就会百般阻扰新兴学科的发展，譬如17－18世纪的自然学科等新兴学科就被古老的人文学科所排挤。

我国高校已有的学科门类划分，在提高知识生产效率和人才培养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学科门类划分的隔阂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学科隔阂不利于学科资源的合理流动。学科门类划分的隔阂说到底是资源的固化，强势学科占据绝对资源，并为维系资源固定而设置条件障碍，以便阻止其他学科对本学科资源的争夺。这样的结果只能造成学科秩序间的“马太效应”，导致强势学科越来越强，而弱势学科越来越弱。又例如，学科隔阂不利于新知识的生产。新知识的生产强调知识的开放性、动态性和多元性，要求打破传统封闭的单一学科界限，开放组织边界，但受制于学科门类划分的隔阂，不同学科缺乏相互之间的交流，过于注重专业化和单一性，这就直接导致其研究领域狭窄、研究视野不宽、研究问题的涉及面不广等缺点，阻碍了新知识的研发和生产。

(三) 学科组织的科层化

学科组织是大学组织的核心细胞，是一种以学者为主体，以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为目标，并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的基层学术组织。受科层文化的影响，学科组织也不可避免的呈现科层化态势。学科组织的科层化即指学科组织运用科层管理理念和方式来管理学科事务，使学科管理呈现出等级性、强制性等特征。从我国大学学术组织的现状来看，科层化主要体现在学科组织的内部结构和组织运行上。就学科组织的内部结构来看，我国大学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基层学术组织实际上被看成是一级行政组织，院长、系主任、研究所长等常常有行政级别，由学校任命，纳入行政序列。这样，在学科体制上就形成了校长－院长－系主任－教师等级分明的层级结构[3]；就学科组织的运行来看，学科组织遵循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常常以行政化的命令方式和习惯来处理学术性事务，譬如校学术委员会有权对院系学术分委会评议后申报上来的各类职称评定、科研项目、成果奖励等进行最终裁定，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色彩。

学科组织采用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一方面使得大学学科管理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其所强调的等级制度、权威观念、决策权的集中等，又影响到了学科组织的健康发展，使得学科组织失去了应有的特征与作用，成为了行政权力的附庸。一是科层化倾向影响着学术组织应有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导致部分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权力和职位上，学术做伪、弄虚作假、权力寻租等功利行为屡见不鲜；二是科层化管理影响着职称评审、项目审批、经费分配等学术资源的分配。如若学术资源分配过程中出现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等行为，将直接影响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和整体学科水平的提升。长远而言，学科组织在科层化的环境中很难形成良好的学科文化，一旦追逐权力的风气在学科组织中形成，势必会对学科固有的组织原则和价值观念形成冲击和威胁。

(四) 学科评价的表浅化

学科评价顾名思义即以大学学科为特定对象的一种评价形式，是对从属于学科属性的相关要素以适当的技术手段予以呈现的过程。学科评价是一流学科建设的“指挥棒”，是评价一流学科建设状况的有效手段。然而，受现代理性主义的影响，学科评价的工具性功能被不断强化，以外部评价为导向的表浅化评价日益成为主流。表浅化的学科评价即以量化、排名、绩效来表征、测评、监督一流学科建设成效的评价，至于评价本身对建设成效提升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并非关注的焦点。学科评价的表浅化主要体现为“四重四轻”：一是重数量轻质量，主要集中在可量化的指标上，过分注重对指标的定量分析，例如学科人员队伍、论文发表数量、科研经费总量、培养人才规模、科技成果转化数等；二是重统一轻多样，用某一门学科或者某一类学科的评估理念和技术方法，去评估所有的学科，不能充分体现不同学科间的差异性；三是重结果轻过程，大多数评价指标关注的主要是学科的产出效果，较少关注学科投入方面的情况，忽视学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效益关系；四是重国外轻国内，用国外常用的评价标准对标国内“双一流”建设，例如SCI、EI、SSCI、A&HCI、ISTP等，误导学术人员盲目追捧和倚重国外期刊。

为应对外部绩效问责而产生的表浅化评价，虽然有强化大学及学科的绩效责任和质量意识，却也存在思维固化、标准窄化、结果绝对化等弊端。例如，为了方便管理部门的管理，评价机构总是习惯以各类数字、指标来衡量学科的教学科研产出，总是在尝试把不可比的东西可比化，把不可量化的事物尽可能地加以量化，导致“学科知识的整体性被抛弃或忽视，学科诸要素被指标化或定量化。其结果，便是所谓的一流学科成为了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名词”[4]。这种表浅化的评价方式，容易陷入唯科学主义的思维误区，致使学科评价演化成一场无趣的数字竞赛，背离了学科评价推进学术进步、促进科学发展的初衷。

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这些文化困境，既受学科外部因素的影响，又受学科内部因素的制约。就学科外部因素来看，市场功利的冲击、管理主义的盛行是主要诱因；就学科内部因素来说，行政本位的固化、学科文化的差异是关键所在。

(一) 市场功利的冲击

高等教育面向市场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需求为导向的市场化运作开始全面介入高等教育领域[5]。高等教育面向市场，一方面确实促进了高等教育资源的自由流动，激发了高等教育要素的市场活力，为大学的发展带来了实质性转机。但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学科内部的各种关系和行为动机，使得学科从一个基于责任的组织演变为类似于企业那样的基于利益的组织，功利色彩日趋浓厚。功利主义及其衍生物如权力、名望、金钱正在绑架、扭曲学者的学术良知，致使他们无暇去审问学术研究的本质与归属，更多关心的是如何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在市场化的干扰下，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学科间的等级地位正在发生质的转变。就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知识生产方式已经从原有单纯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转向以社会实践与现实问题为主的知识生产模式。为了在激烈的市场中求得生存和获得拨款，大学将学科知识的市场力、社会贡献力与社会地位看得高于一切，对技术科学知识的生产和研究日益重视，最终导致知识成了能够用模块状传递和购买的商品，学术成果成为了货币单位。就学科间的等级地位看，市场的功利主义加剧了学科与学科间的不平等，那些具有很强市场资源攫取能力的学科往往能通过技术转让等形式获得大量市场资本，而传统的人文学科和一些基础性的自然学科因其资源获取能力不足，往往游走于大学的边缘地带，学科存在感较弱。

(二) 管理主义的盛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主义开始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得以应用，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流行趋势。管理主义具有很强的政府管制与行政控制性逻辑[6]，关注的重点是“技术的合理性”和“工具的合理性”，忽视“目的的合理性”。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管理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加强外部控制，强化物质激励措施，以量化评价为标尺，采用统一化管理”[7]。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国家管控模式”，高校在政府集中控制和行政约束的制度环境中运行。受制于这种高度行政化的外部管理环境，大学的一流学科建设难免受其左右，犹如带着镣铐的舞者，限制了优美舞姿的展现。

一流学科建设的管理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形式化的指标导向和离散式的要素投入上。就前者来看，政府评估学科发展水平总是喜欢引入可量化、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体系，进行类似于企业的绩效管理，并以这些指标的表现作为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重要依据。然而，对于这些指标是否真正有利于学科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则重视不够。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各个大学和学科为了争夺更多的高等教育资源，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满足和完成这些形式化的指标上，结果导致学科沦为完成这些形式化指标的工具，忘却了学科本身的使命和任务。就后者来看，学科原本是一个由多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其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整合。但囿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分散式管理的缘故，政府很多时候并没有把学科视为有机的整体系统，而是习惯于从本部门简单的逻辑出发，对学科内部各个孤立要素进行离散式投入，例如把有限资源投入到离散化的学科个人、团队、项目、实验室等，最终导致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散、弱、小的特征。

(三) 行政本位的固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学习和照搬“苏联模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影响下，高校内部管理沿袭的是类似于党政机关中的行政模式，甚至连学校行政人员的职级划分，也是参照机关做法。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学内部运作模式，直接导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配的失衡，学术权力被不断弱化。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高等教育法》等文件法规，明确了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强调了学术权力在大学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受制于行政本位的思维惯性，行政化管理模式至今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学科建设离不开行政管理，需要借助其权威、手段与经验提高研究效率，但若用行政管理经验代替学科发展规律，则会导致一流学科建设的行政化倾向。现实中，行政化已贯穿于一流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在起点的资源配置、过程的规制管理与终点的成果评定上。[8]就资源配置来看，学术资源主要掌握在学校行政部门手中，学者要想获得学术资源，就必须按照行政意志开展研究，至于学术研究是否是真正的学术命题，已属次要；就过程管理来看，出于管理的高效性和便捷性考虑，定量化、程序化、技术化等方法贯穿于学术管理之中，导致学术研究日益被精细、繁琐、复杂的行政程序所困，有悖于学科知识生产的逻辑；就成果评定来看，学术成果的评定大都遵循量化原则，关注的仅是课题级别、论文发表期刊、著作出版社等，导致内容评鉴被形式审查所取代，学术创新被指标和指数所覆盖。

(四) 学科文化的差异

十五世纪以来，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先后从哲学体系中分离，物理学、化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逐渐形成了学科建制。学科的细化和分化使得科学研究走向精深化，推动了学术研究人员的专业性。随着研究问题的深入，不同学科在符号系统、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了差异性。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克拉克所言，“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它按学科，即通过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9]。这就告诉我们，学科专业化的生成和发展有一种内在发展逻辑，有一种比较稳定、独特的学科文化。稳定独特的学科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通过学术人员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地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这种历史惯性会导致学科在相互接触过程中，产生种种隔阂、对立与矛盾，从而形成学科文化差异和冲突。

这种学科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价值取向、方法论、学科语言以及学科认同等方面。就学科价值取向看，有的学科推崇基础研究的无功利性，以求知、求真为最高的精神价值追求；有的学科推崇应用研究的功利性，以实用、效率为基本判断原则。就学科方法论看，有的学科以定量研究为主，注重观察、实验、测量、演绎等方法；而有的学科则以定性研究为主，注重理解、直觉、智慧、描述等方法。就学科语言看，各学科都具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术语体系、学科措辞，拥有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导致学科相互理解存在困难。就学科认同看，不同学科均具有本学科崇拜偶像，倾向本学科语言，聚焦本学科对象物。[10]因此，在没有任何外力影响下，要想让学者自觉打破学科文化壁垒，很大程度上是自欺欺人，必须借助外力使差异的学科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

一流学科建设在推进过程中受到了一系列文化困境的制约，使得学科建设受阻。一流学科建设要想破解当前面临的文化困境，需从培育学科精神文化、完善学科制度环境、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健全学科评价体系入手。

(一) 培育学科精神文化

学科精神文化是学科成员共同的精神和价值追求，是规范学科成员行为、凝聚学科力量、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有什么样的学科精神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学术活动，也就有什么样的学术成果。一流的学术成果必然由一流的学科精神所育化。因此，一流学科建设要特别关注学科精神文化的培育，通过创设学科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一种具有明确价值导向和激励作用的学科文化形态，让学者在耳熏目染中受到规制。

首先，要坚持正确的学术价值取向。学术价值取向是学者在从事高深知识探究活动中，对研究的发展方向与目标的一种自觉选择[11]。这种价值选择时常受“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左右，时而以“求真”为目的，时而以“有用”为目的。然而，学术研究不应屈从于一时的外部需求和压力，必须遵循学科规律、坚守学科使命，积极应对市场功利的冲击，警惕应用研究取代基础研究、职业训练取代通识教育等取向。惟有如此，学科组织才能在实现自身使命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需求，否则一味地盲目地遵循市场，学科将会失去它最珍贵的品质。

其次，要强化学术的道德素养。学术道德素养是维持科学研究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是繁荣一流学科建设的内在需要。要教育引导广大科研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以严谨治学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作表率，坚决抵制学术失范、投机取巧、粗制滥造之风，加强科研工作者的道德自律，从伦理上进行矫治，从道德上进行引导。

再次，要坚守学科的育人职责。培养人才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大学学科建设要树立以育人为导向的学科发展观，积极转变学科建设以科研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强化对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思维方式的养成以及行为习惯的引导。要切实推进科教融合，促进科研资源、科技成果以及前沿课题不断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以提升大学学科育人水平。

(二) 完善学科制度环境

制度是一种规范，任何组织都有与之相应的制度规范，学科也不例外。在学科生态系统中，如果说学科是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植物”，那么学科生长的制度环境就是“阳光、空气、水和土壤”，没有这些，“植物”难以郁郁葱葱、林木茂密。因此，要着力完善学科生长的制度环境，为一流学科的繁荣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就政府层面来看，要彻底摒弃简单主义的行政逻辑，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遵循有限介入和有效服务的原则，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充分赋予大学统筹发展双一流建设的权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要明确其“掌舵”职能，正确引领当前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与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平台创建、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等形式加快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此外，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督导、检查和验收，并根据建设进展和评价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和建设范围[12]。

其次，就高校层面来看，要充分利用综合改革权力下放的契机，建立健全大学章程落实机制，加快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制度体系。坚持“学院自主”，完善和扩大学院自主权，使学院成为真正的学科建设“重心”，可以自主处理涉及招生、人事、财务、专业与课程设置等重大学科事务。坚持“学术为本”，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核心作用。坚持“多元治理”，赋予系、所等基层学科组织教师与学生治理权，使每一个学科建设的参与者都能发挥最大限度能力和优势。

再次，就社会层面来看，要不断完善社会评价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的建言进策、促进公开、强化监督等方面的作用。要不断提高媒介舆论引导能力，积极报道一流学科建设中的最新状态、有效做法、创新举措等，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一流学科建设的社会生态环境。

(三) 强化学科交叉融合

不同学科间的深度交叉融合是科学创新的重要源泉[13]，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必然选择。“随着科学的发展，许多知识的生产和重要发现已经不是在传统的单一学科内部，而是在学科的交叉处、学科的空白处产生”[14]。一流学科建设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打破学科间的条块分割，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改变过去那种“孤军作战”或“单科独进”的教学和科研模式，代之以“协调合作”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要遵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从体制机制、组织管理和人才队伍创新方面推动交叉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首先，在体制机制上，我们要突破以传统学科界限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和学科范式，逐步建立有利于学科创新、交叉、开放和共享的体制机制。如现行的学科专业目录已有十余年未进行修订，除少量较为成熟的近缘交叉学科列入目录外，其他大量新兴的交叉学科尚无立身之处。因此，急需考虑修订国家学科专业目录，在其中增设“交叉学科门类”，真正把那些跨越文理、发展前景好的新兴交叉学科纳入到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视野之中。

其次，在组织管理上，高校要用发展的眼光优化管理模式，改进方式方法，厚植交叉学科发展的优势和基础。要根据自身的办学实际和学科特色，本着扶强、扶特、扶需的原则，整合学科资源，凝练学科方向，尽快形成新的学科领域和研究特色。如上海交大以“绿色化”和“整合型”为指导思想，成立了融合生命、化学化工、医药、环境等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学科方向的生命与环境交叉平台。

再次，在人才队伍创新上，高校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交叉学科后备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如实施本科生大类培养，把通识教育、宽口径专业教育贯穿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逐步完善自由选修学分制和探索自主选择专业制度。又如，加强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和团队建设，在岗位聘任、绩效考核、人才评价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以便更好激发和释放交叉学科队伍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四) 健全学科评价体系

建设一流学科需要科学的评价体系，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重要的质量监督方式，学科评价既要依靠先进的评价技术手段又要遵循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贪多、不求快，反对为评价而评价。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建立真正令人信服的“一流学科”。

首先，学科评价主体应从行政主导走向第三方评价。在过去十多年间，我国高校学科评价基本上都是在教育部学位中心主导下进行的，学位中心作为政府开展学科评价的代理人，秉承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意志，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为了提升评价的公信力和信服力，应改变现行学科评价的“政府主导”模式，扶持和培育第三方评价主体作为学科评价的发起者、组织者与实施者。

其次，学科评价标准应兼顾国际化与本土化。一方面，要借鉴欧美等国的通行评价指标。学科评价的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全球化下的必然选择，科学、合理的学科评价体系可以提高我国学科的国际认可程度，增强国际与地区间学科评价的可比性，更好地识别本国学科在国际一流学科群中的优势和劣势。另一方面，评价体系也要突出本土特色。简单按照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科评价标准来评判国内大学学科是有失偏颇的，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科因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很少有相对公认的国际评价标准，因此，需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不断摸索适合自己的学科评价标准。

再次，学科评价方法应倚重同行评议的综合评价。目前评价方法的过分量化与指标选取的片面性已经影响到了评价过程的科学性，导致评价结果仅是一种外延式的体量考核，而非学科真实状态的反映。因此，急需采用定性的同行评议机制来化解量化评价的“数字化”假象，使真正一流与评价出的一流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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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来源于《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